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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财经讯 7月9日，中国基金业高峰论坛暨基金业致敬资本市场30周年云峰会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出席会议并做了题为《基金业对外开放-回顾与展望》的主题演讲。

　　肖钢表示，20多年来，公募基金的发展一直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截止到今年5月底，我国一共有44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中有17家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有1家持股比例达到70%。

　　由于中国的基金市场和国际市场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对中外资基金管理公司而言，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个生态表现有三个方面的不同，同时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精彩观点：

　　1、公募基金、信托类和其他资管产品相加，我国整个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全球应该说排第三位。但是跟发达国家市场相比，还是有短板。我认为最大的短板就是权益型的公募基金占比比较低、发展速度比较慢。

　　2、在我们的公募基金当中，养老金持有公募基金的资产比重还不到1%，当然，养老金大部分是通过基金专户来管理的，没有大规模进入到公募基金的资产当中。这个和美国公募基金市场养老资产占了40%相比差的很远，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基金当中缺少长期稳定的资金，导致我们权益类的公募基金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另外投资的行为短期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3、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长期投资的客户，不是说盲目地追求资产规模。通过一系列产品的设计和服务的方案，改变基金持有者的短期行为，这样就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来源。所谓的短期资金其实通过制度设计、产品设计和服务方案，是可以变为长期资金来源。

　　4、对外开放基金业以后，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和加强监管协调，也面临新的情况。有必要进一步打开公募基金展业的制度空间。

　　5、在长期资金来源和长期投资方面，制度的建设、纪律的约束是很重要的。制度好，短期资金可以变成长期资金。如果制度不好，它即使本身是长期资金，也会变成短期资金。

　　6、特别是现在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应当借鉴境外的经验，积极推动基金费率体系改革，确保基金销售运营的过程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持一致。应当借鉴境外的经验，改革费率体系，从产品返佣的模式转向管理费模式，也就是说不再从产品发行人那里获得佣金，而是依照不同的规模，向投资者收取固定费用。

　　7、要推进功能监管和境内外监管协调，应当把公募、私募基金和公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要统一到《基金法》下，进一步提升功能监管的有效性，减少监管套利，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

　　发言全文如下：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很荣幸有机会参加这次基金业开放与发展高峰论坛，我想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基金业对外开放—回顾与展望”。

　　20多年来，公募基金的发展一直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大家都知道，公募基金在我国是从1998年开始，当时主要是国有金融机构出资成立了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当时成立了十家这样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应该说从1998年开始就正式开启了我国公募基金的发展进程。这20多年来公募基金的发展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但是大家也知道，我国公募基金公司成立不久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1999年，当时由于内部人控制导致了一些做庄操纵的行为。当年发生了所谓“基金黑幕事件”，对我们整个公募基金行业造成了全行业的信任危机。痛定思痛，也是总结教训，从2000年开始，当时证监会提出，未来基金业的发展一定要走市场化、法治化、规范化、国际化的道路。

　　从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我国就颁布了外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的办法，也就是说允许合资的基金公司外资持股比例（当时规定）不超过33%。到了2005年，外资的持股比例就提高到了49%，直到2018年4月份，又进一步放宽到51%。从2020开始，取消了外资持股比例的限制。截止到今年5月底，我国一共有44家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其中有17家外资持股比例达到49%，有1家持股比例达到70%。 

　　近几年来，我国公募基金市场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公募基金行业的规范性、专业性和受托理财的文化应该说领先于大资管行业，在百姓理财、养老金管理等方面树立了标杆。这些改变得益于基金市场的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为我国基金行业引入了先进的制度经验和管理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基金行业规范发展的进程。

　　大家回想一下从2002年兴办合资公司以来，外资有一些成熟的内控制度和经验就开始在我国的基金行业落地，市场的竞争也推动了全行业更加重视内控制度的建设，对改善公司治理水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现在成立合资公司年限在15年以前的基金公司一共有29家，7年到15年的基金公司有40家。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我们把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和内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业绩做了一个20年的对比，从经营15年以上主动管理型的权益类的基金业绩来看，中外合资的业绩年回报达到了17.15%，而我们内资年回报还要略高于中外合资，达到了17.27%这样一个水平。7到15年基金年限的中外资公司业绩对比，同样也是主动管理型的、权益型的基金业绩对比，内资公司回报达到了12.27%，高于合资公司的10.27%。所以，中外合资和内资的基金公司的业绩总的讲还是不错的。 

　　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颁布了《证券投资基金法》，也是第一次颁布，这部法律也吸收了国际成熟的制度和经验，系统规范了基金行业的信托关系和信义义务，这样就构建了我国基金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除了这些变化外，从基金业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历程来看，我国公募基金监管也始终是与国际市场同步接轨，并且持续完善，较好地兼容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实际和国际市场的理念，构建了信息披露制度、公平交易制度、公司内控制度、公允价值制度等一系列、一整套的体系，所以目前“卖者有责，买者自负”的信托文化和理念应该说是深入人心，这些都为公募基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由于外资持股比例长期是限制在49%以下，使外资股东缺少决策主导权，加上国内市场环境不同于国际市场，外资公司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等原因，导致外资公司在投研方面、产品设计方面有一些优势还没有充分转化成本土化的实践。

　　可以预见，对外资的股权限制完全取消以后，外资会有更大的热情在中国市场来开展业务，他们过去从合资公司取得的一些知识和经验也一定会帮助他们进一步拓展中国市场。

　　外资和咱们的内资公司相比，的确它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他们的优势在于对国际市场比较熟悉，很有经验，特别是在服务全球客户。尤其是机构客户方面，他们有显著的优势，他们在全球的主要市场也具有较强的资产配置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相信在他们进一步在中国市场展业以后，外资公司将会在境内外业务的联动和跨境资产配置方面展现出他们的竞争优势。

　　由于中国的基金市场和国际市场相比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对中外资基金管理公司而言，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这个生态表现有哪些不同呢？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从投资者的生态看，我们是以散户为主的投资机构，而且这个现象恐怕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目前从我们国家基金有效账户来看，2019年已经突破了6个亿，其中99%都是自然人投资，自然人投资者持有全部公募基金资产占比大约50%，机构持有50%。但是在我们的公募基金当中，养老金持有公募基金的资产比重还不到1%，当然，养老金大部分是通过基金专户来管理的，没有大规模进入到公募基金的资产当中。这个和美国公募基金市场养老资产占了40%相比差的很远，这个当然也是我们国家基金当中缺少长期稳定的资金，导致权益类的公募基金发展比较缓慢的原因之一。另外投资行为短期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二，从运营的生态来看，我们是以银行和第三方销售主导的客户服务体系，的确不利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平竞争和良性发展。一方面，银行系的合资公司和非银行系的合资公司在渠道资源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销售费用体系也不尽合理。大家都知道自然人，也包括一部分机构频繁申赎，这个其实既伤害了基金管理人，同时也伤害了基金投资者的长期利益。   

　　第三，从监管生态来看，大资管还没有实现有效的功能监管。公募基金受到的监管比较严格，尽管大资管办法与基金法在监管理念、原则、方向上趋同，但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规则不尽一致，资产管理业的功能监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个情况也不利于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公平地竞争。

　　当然对外开放基金业以后，怎么样改善我们的营商环境和加强监管协调，也面临新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我们开放不仅仅是引进外资，更重要的是引进人才、管理、专业制度。基金业的营商环境的友好性，主要应该体现在各类资本和专业人才在管理好利益冲突前提下的公平展业、公平竞争。外资也好，民营资本也好，还有专业人士，他们在进入公募基金方面都应该说有很强的需求，所以，有必要进一步打开公募基金展业的制度空间。

　　在监管的协调方面，各国基于自身的市场环境，都有对他国资本、人员在本国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者发行基金产品，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有的国家要求在本土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外资机构必须要聘用一定比例的本土的高管或者从业人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这个对等原则的基础上来推动境内外市场双向开放。

　　二十年来，总的来讲基金业一直是金融对外开放的排头兵，也是对外开放的受益者，我们也很高兴地看到，最近几年我国的基金业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尽管受到全球疫情蔓延的影响，但是我国的基金市场发展得很快，整个基金市场的发行迎来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发行潮，很多新基金发行的速度也很快，个别的甚至于盘中就得要停止认购，太火爆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一个很好的现象，一方面很多新的基金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老基金，由于它的规模比较小，也走向了清盘。据统计上半年大约有53只公募基金走向清盘。一方面好的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有一些不太好的、规模很小的、维持不下去的这种老基金又在被淘汰，这是一种有序的进退、优胜劣汰的机制，在我看来，这也是基金行业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表现。

　　按照有关的统计数据，到2019年年底，全球开放式基金总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55万亿美元，创了历史新高。当然在这55万亿美元当中，美国占第一，美国一家就占了25.69万亿美元，大概占了整个全球开放式基金的46.8%。我们去年年底的数据，中国达到1.89万亿美元，居第八位，占全球基金的份额是3.45%。

　　今年一季度，全球开放式公募基金的规模仍在持续地增长，但是中国的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其它国家。截止今年一季度，我们国家的公募基金的排位已经升到了第五位，超过了法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讲的数据是开放式公募基金。大家知道，我们国家除了公募基金以外，还有信托类、还有其它资产管理产品。所以，如果我们把公募基金加上信托类和其他资管产品相加，我国整个基金管理的资产规模在全球应该说排第三位，也就是仅次于现在的美国和英国。

　　因为我们的基金产品或者叫资产管理的产品，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包括了三大部分，一个是现在的公募基金。第二个是信托类的，信托类的实际上也是按照《信托法》，遵守信义义务的资产管理，再加上其它的资产管理的产品。所以，我们应该是把三大块加起来，我们的整个基金管理的实力在全球应该说排第三位。我们的公募基金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跟发达国家市场相比，还是有短板。我认为最大的短板是权益型的公募基金占比比较低、发展速度比较慢。

　　我讲一个统计数据，从全球来看，公募基金当中，股票型的基金占45%，债券型的占21%，混合型的占12%，货币市场基金占3%，大概是这样一个分布。我们国家权益型基金的占比只有24%，其中股票型的基金占了9.87%，货币型的基金占的比重最大，占了54%。所以，现在看公募基金的发展还是应该进一步地弥补权益型特别是股票型发展占比偏低的状况。

　　未来我们应该进一步积极地扩大对外开放，推进基金行业的生态建设，立足统一市场要求，对内资和外资要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这里，我要讲几个政策建议：

　　第一，推动鼓励长期资金和长期投资的制度建设，优化资本市场的生态。养老金、保险资金应当成为公募基金投资的基石，大量财险的资金也应当制度化地通过大类资产的配置来持有合适的资产，大类资产配置的产品要专注于匹配不同人群的生命周期和风险偏好的需求，提供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解决方案。大类资产配置产品以各类公募、私募基金为主要投资标的，而公私募基金挑选优质公司的股份或者债券，并且以构建特定投资组合为目的，将资金配置到各类基础资产上，由此形成从大类资产产品到基金投资工具，再到基础资产这样一个有机的生态，来进行长期的投资。

　　当然我们要鼓励长期资金，发展长期投资，公募基金公司本身需要进行改革，公募基金公司自身怎么样来健全长期资金的制度约束，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有的资产管理公司在这个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怎么样改革基金公司的经营理念和考核机制，寻找选择合格的客户。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的长期投资的客户，不是说盲目地追求资产规模。通过一系列产品的设计和服务的方案，改变基金持有者的短期行为，这样就可以增加长期资金的来源。所谓的短期资金其实通过制度设计、产品设计和服务方案，是可以变为长期资金来源。

　　我认为在长期资金来源和长期投资方面，制度的建设、纪律的约束是很重要的。制度好，短期资金可以变成长期资金。如果制度不好，它即使本身是长期资金，也会变成短期资金。比如说社保资金、保险资金本身是长期资金，但是本身制度设计得不太好，你逼迫他成为一个短期投资者，本来是长期投资者，变成短期投资者。所以，要把短期资金变为长期资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制度设计，当然也包括产品设计。

　　第二个建议，积极推动基金的费率体系改革，要确保基金销售运营的过程和投资者的利益保持一致。我们当前向管理人收取基金产品销售的佣金，基金销售大部分依赖银行和第三方销售，同时也向投资者收取投资顾问服务的费用，这个也确实削弱了基金销售当中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特别是现在投资者的适当性管理，应该说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所以，应当借鉴境外的经验，改革费率体系，从产品返佣的模式转向管理费模式，也就是说不再从产品发行人那里获得佣金，而是依照不同的规模，向投资者收取固定的费用，免得投资者频繁的申赎，加重他的负担。这样做有利于改善基金产品的销售行为，降低投资者的成本负担，也能够很好地引导投资者来长期投资，壮大权益型基金的投资基础。

　　第三个建议，要推进功能监管和境内外监管协调，应当把公募、私募基金和公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要统一到《基金法》下，进一步提升功能监管的有效性，减少监管套利，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想法，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